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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旧注辑存》:经典古籍文献整理与研读的新示范

发布时间:2019-06-10 19:20 类别:经典散文

  萧统《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选录了周秦至齐梁的130余位、700多篇作品,涉及39种文体。《文选》问世不久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北齐神武帝高欢宴群臣时曾令人诵读《文选》郭璞《游仙诗》。但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文选》版本杂多,面目难辨,存在许多文本讹误问题,不容忽视。今天,如何有效地整合使用这些版本,厘清不同版本、不同出处的白文本和注本的错综复杂的文本问题,为研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本子,是当下学者思考和致力的方向,也是《文选》研究解决争议、推向纵深的基础。由刘跃进著、徐华校的《文选旧注辑存》(以下简称《旧注》)正是此方面的一部优秀著作。

  集精善之版本以互校

  《旧注》共20册,一千多万字,历时八年而成。在文献搜辑方面,《旧注》旨在尽可能完备地搜罗海内外当前可见的与《文选》正文与注文有关的版本和其他文献,故在编撰过程中时刻关注搜集相关文献。

  《旧注》正文和李善注以南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尤袤刻本为底本,五臣注以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刊本为底本。参校本基本囊括了当前海内外可见的所有版本和相关文献。具体而言,正文主要依敦煌吐鲁番本、集注本、九条本、室町本、正安本、弘安本、上野本、时雨亭本、宫内厅本、观智院本,以及宋刻文集、史书、法帖、碑刻等核校。李善注据敦煌吐鲁番本、集注本、北宋本、奎章阁本、明州本、赣州本、建州本等校。五臣注依敦煌吐鲁番本、集注本、三条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等校。

  正文校本中,自集注本以下,多是国内稀见、藏于海外的古抄本。以室町本为例,原30卷,现存21卷,学界也以“古抄《文选》残二十一卷”称之。室町本最早著录于日本学者森立之等人的《经籍访古志》,森立之认为是元代抄本,影写并带回国内的杨守敬则判定其底本是李善注之前的写本。该本对还原白文本《文选》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十分珍贵。清末民初的学者傅增湘、高步瀛、黄侃曾见过此本,但后来该本归藏于中国台湾,大陆学者罕能得见原本,仅依前人零星叙述来间接了解。《旧注》搜得该本现存所有卷,并与其他版本对校。研读者可根据《旧注》了解现存室町本的完整面目及其与他本的异同情况。

  李善注校本中的北宋本是现存可见最早的李善注刻本,因刊刻时间早,且版本精审,备受学界推崇。其原有60卷,现存35卷,一般研究者最多寓目部分卷数:或是国家图书馆藏的24卷,或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11卷。《旧注》在35卷外,还搜辑到刘文兴所见的北宋本残卷,并将刘氏的校记摘录在案语中。故《旧注》中的北宋本应是目前可见最为完整的了。

  《旧注》不仅在《文选》版本上强调精善,追求完备,对参校的史书、文集、碑帖等也要求善本古本,如前三史用的是国内罕见、藏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南宋庆元年间刊刻的黄善夫本,其他史书用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影印百衲本。曹植、陶渊明等文集均为宋本。陆机文章参校了唐陆柬之书《文赋》、柳公权书《演连珠》等。此外,《旧注》在编撰过程中,还发现一些隐秘的版本问题。如1974年中华书局影印的尤袤本,一直以来都被学界认为是宋刻本的原貌,但在将其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尤袤本逐字比对后,可发现前者存在不为人知的描改情况,如将“纽”改为“细”。如此看来,中华再造善本尤袤本应更接近原貌。

  辑录旧注以比证

  诸家注文是《文选》版本复杂和文本错讹的重要来源。清人《文选》研究正以恢复李善注、五臣注原貌为主要目标。《旧注》集善本古本,旨在全面整理和辑录各家各种旧注。旧注之“旧”,不仅指注文产生的年代之早,以唐代以主,还指抄写或刊刻的版本之古旧,多为宋代以前。这样的旧注保存原貌的可能性大,学术价值高。具体而言,该书旧注大体包含五种:一是李善辑录前人旧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引用了晋郭璞的注文。李善引用前人已有注文并补以己注,一般以“臣善”二字为分隔标识。二是李善独注。三是五臣注。四是《文选集注》,包括李善注、五臣注、《文选钞》《文选音义》、陆善经注。五是佚名《文选》古注、史注等。前者主要指日本永青文库藏旧抄本残卷、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旧抄本残卷等。后者指唐前史书所载的《文选》文章的史家注文。

  除以上五种主要注文外,《旧注》还收录了一些不成体系的古注。白文本九条本、正安本、宫内厅本等旁侧、背面存有古代日本学人抄写的音注、义注、校语等(以下统称“注记”)。这些为数不少的注记产生年代早,能反映《文选》在唐代的面貌,但目前几乎无人关注。《旧注》对它们进行逐字校对后,择其要者如九条本、正安本全部音注,存录于案语中。据《旧注》参编成员河北大学马燕鑫《文选音注辑考》文稿统计,九条本的音注数量巨大,约一万多条。虽然有的来源不详,但绝大部分是唐音。此外,九条本中所引《文选音决》约有200条不见于集注本,可补集注本之缺。

  面对如此宏富繁杂的旧注,采用何种编排体例,才能达到直观呈现、便于研读的目的?《旧注》的做法是依正文逐句辑录排列相应的旧注。这既是对清人阮元整理经书方法的借鉴,也是撰者刘跃进多年研读《文选》的经验总结和实践。具体而言,即将上文所述的五种旧注按照时间顺序客观胪列于《文选》正文某篇某句之后,重要抄刻本的注记、参校本的异文、相关前人论断等在“跃进案”中集中体现。通过罗列清晰的旧注和简洁凝练的撰者案语,研读者能够对各版本的正文和注文异同一目了然。这种排比旧注以互证的体例,对研读《文选》有极大的助益,如可断版本优劣,可定文本是非,可揭《文选》原貌,可发现新问题等。

  例如,《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爰有蓝田珍玉”,尤袤本李善注“《尔雅》曰:爰有寒泉”,胡克家《文选考异》认为“爰有寒泉”不应出自《尔雅》,但其所见诸本均如此,无以订正。日古抄正安本旁记有“臣君曰:《毛诗》曰:爰有寒泉”。这里“君”当是“善”字之误。尤袤本“《尔雅》”,正安本作“《毛诗》”,这既订正了文本讹误,又解了胡克家之疑,还体现了古抄本的独特文献价值。又,历史上《文选》各版本及相关文献多以“五臣”合称吕向、刘良、吕延济、张铣、李周翰五人,如九条本、奎章阁本等,但集注本或转引集注本者却出现罕见的“五家”称法,如卷三十六任昉《宣德皇后令》“辨析天口”句下,集注本在吕向注之外,另有“五家:析,先历反”“今案:五家折为析”;卷三十七刘琨《劝进表》“抗明威以摄不类”句下,九条本旁记有“《集》案:五家摄为慑”。九条本的“《集》”即《文选集注》。这引出了新问题:集注本何以在五臣的注文外,再列“五家”?“五家”的称法是否有特殊意义?“五家”与“五臣”之称有何区别?诸如此类,比比皆是,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