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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必须保卫笑话

发布时间:2019-06-09 19:34 类别:笑话百科

运动是每一种政治的不确定性和不完美性。运动总是留下剩余物……它是这样的:如果它是什么,就仿佛不是什么,它缺乏自身[manca a se stesso];如果它不是什么,就仿佛是什么,它溢出自身。运动是剩余与缺乏之间不确定的界限,正是这一界限标示出每一种处于构成性不完满状态之中的政治的边界。

——吉奥乔·阿甘本:“运动”

探讨笑话的动机似乎没什么必要,因为获得快乐一定是被看做笑话的充分动机……使得探究笑话的主体规定性变得必要的第二个事实是这样一种被普遍承认的经验:没有人会仅仅满足于为自个儿说笑话。给他人说笑话的欲望不可避免地与笑话的运作方式联系在一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就主权而言,死亡是绝对主权权力最清晰、最壮观环节的呈现;相比而言,如今死亡成了这样一个时刻:个体逃脱所有权力的掌握,退回自身,即所谓回归自身的私密性。权力不再承认死亡。它在字面上忽视死亡。为了象征化这一切,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看看佛朗哥之死,这毕竟是一桩非常非常有趣的事件。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

这儿有一个包含诡计的笑话。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用一种官气十足的“我们”口吻说话,许多人觉得这种说法陈腐可笑,另一些人觉得它十分险恶。伴随着时时打断言说的简省的手部动作,这一集合代词“我们”不可阻挡地将西班牙的观念上的共同躯体(notional corporate body)同佛朗哥自己的身体紧紧结合在一起。1970年代早期,佛朗哥因为宣布了旨在加速西班牙经济发展的新经济运动而赢得声誉;要知道在1960年代短暂繁荣之后,整个国家的经济面临着停滞的威胁。宣布这一政策的新闻有着上述笑话(chiste)的形态。新闻播报采用领袖冗长无聊的措辞,模仿其一上一下的手部运动:“相距‘二战’已经三十年了,我们已决定改变我们的运动[或‘我们运动的方式’,或‘我们的政治方案’,或‘我们政治上的尽忠方式’;hemos decidido cambiar de movimiento]。”——说出这句话的同时,说笑话者也在中途变换手势:中断了垂直运动,此刻开始做水平运动,伴着一种同样迟钝的、左右摇摆的节奏。

这既不是关于佛朗哥的第一个笑话,也不是最出色的笑话,但是它属于最具颠覆性的笑话之列——因为这个笑话要求讲述它的人通过在语言和姿态上装出元首的特征,去想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一时刻最急迫的政治幻想:承诺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运动或承诺一种推翻独裁者的政治方向。对于文化批评家来说,这个笑话提供了一条捷径:通往想象中的长枪党和手的形象之间非凡的联合。某个政治史学者把它作为“运动”(Movimiento)一词在西班牙战后时期发生变动的例证,即从长枪党运动(Movimiento Falangista)(由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Jose Antonio Primo de Rivera]建立的具有法西斯性质的运动)这一或多或少表现出特定历史用法的表述,变为1939年民族主义胜利之后的国民运动(Movimiento Nacional),再转变为1969年马特萨(Matesa)丑闻发生之后独裁者的言说所体现的全然抽象的运动(movimiento)。(马特萨丑闻是一桩举国皆知的大规模腐败案件,牵扯到一家重要的纺织公司、西班牙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三位佛朗哥的前任部长和财产受益人,以及时任发展部长的劳雷亚诺·洛佩斯·罗多[Laureano López Rodó]——他是由卡雷罗任命的。)对于我们善于空想的政治史家来说,movimiento的语义变动标志着佛朗哥设法疏远长枪党,并且在1970年代早期设法疏远长枪党的后嗣曼努埃尔·弗拉加(Manuel Fraga)、何塞·索利斯(Jose Solis)和费尔南多·玛丽亚·卡斯铁利亚(Fernando Maria Castiella)。

那些渴望理解今日西班牙文化焦虑形态的人——关乎加入欧盟以及重新协商那些长久以来被珍视为国家主权之特权的事务——必须考察的是,大众文化在对待转型年代的问题上,如何伴随种种制度性努力,一同试图解救长久以来被压抑的事件的物质踪迹:群众陵园的开放、巩固并向大众开放内战档案、诸如Cuéntame cómo pasó(《告诉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类电视连续剧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这部连续剧说的是一个马德里家庭1960年代中期以来(中经佛朗哥去世、向民主转型等事件)的经验编年史。当然还有老旧笑话的复兴:它们如今与一种怀旧的剩余价值一起流通,这种怀旧的剩余价值有时很难与这些笑话极具讽刺性的开头相匹配。

最后,文化人类学家或许会注意到,挥动的手势表明了政治转变以何种方式在这样一个时刻被想象出来:此时,政治运动的概念和movimiento这一能指仍然关联着团体性的(corporatist)联合模式——事实上是关联于躯体本身(the very body)——而这一观念的[政治]运动或许会放弃此种关联。或者可以以一种学科综合的尝试来说明这里的问题。对于1989年以来的西班牙社会来说,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汇入欧盟表现为一种有关“转型”的恼人的回忆——即从1940年威权主义原则向宪政民主转换的运动,这一民主以名义上的君主制脆弱地联合着各自治区。要描绘这一回忆的形态有些麻烦。这是因为,对于经历了这一转型的西班牙人来说,为了决定性地“改变运动”而“超越”“运动”[本身]来思考——对于一种有待被追忆的转型进行思考——意味着采取元首的形象和姿势,以使施加给他身体的姿势暴力(violence of a gesture)运作起来,或者以一种更少寓言意味的方式来说,承担政治恐怖的重负,以脱离这一恐怖或从中获利,或自返性地(reflexively)完成、内摄、消化这一恐怖。将关于政治变化的回溯性思考的形式与元首的手联系起来,这相当于强调说,佛朗哥的身体在它消逝之后依然具有幽灵般的影响,它提出了一种最近的历史——这一历史在西班牙法律所谓Movimiento的永久营业权或“ley de manos muetas”留下的阴影下被保存了下来。

这组观察、玩笑和微观论点(micro-arguments)所具有的意义超出了西班牙半岛的范围。让我用三个论题来组织这些内容。

宽泛地说,首先是谱系学式的,或者说得更到位一些,转型式的论题。追踪一种历史形态的出现,不管是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并不仅仅意味着考察从一种体制性的运动(constituted movimiento)转变为另一种运动,也不是仅仅确认并描绘(用雷蒙德·威廉斯出色的术语来说)这些转变背后的“情感结构”(各种形式背后的情感结构,或主导形式背后的情感结构,或某种残余形式的重复或重构背后的情感结构),“感觉到的思想和作为思想的情感:当下的实际意识带有活生生的、互相关联的连续性。”事情的麻烦之处在于:去理解“实践意识”的当下指什么,即去理解“思想”和“情感”——就种种历史构型而言(比如,欧洲的国家法西斯主义的衰弱,以及不同种类的文化法西斯主义在美国、中东和欧洲的出现)——在今天所采取的形式和功能。分析历史构型背后的思想和情感——从其社会运用和概念运用方面(假想的和实际的运用、此时此刻的运用)出发而展开分析,相当于将这些历史构型视为某种建构性(constituent)逻辑的一部分,此种逻辑或许会、又或许不会得到明确承认(它或许会、又或许不会被真正地思考或感知)。不管转型式的思考是否承认这一任务,它将人们带向由佛朗哥来回摆动的手在此提出的问题:政治转变的表征能否脱离崇高的躯体?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条件之下,崇高的政治体经历着去物质化或再符号化(resemanticizations)——两者有效地改变了政治体的运动(方向、价值——这里涉及整个微观物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