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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和民主的黑色幽默时代

发布时间:2019-09-20 16:11 类别:笑话百科

  2017年,英国上映了一部名为《至暗时刻》(Darkest Hour,香港译《黑暗对峙》,台湾译《最黑暗的時刻》)的战争电影。该片的背景设定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各国在纳粹德国进攻下沦陷,英国孤立无援下,刚上任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面临两难的抉择,他必须在与纳粹德国求和或领导英国力抗德国之间作出选择。

  丘吉尔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否则也不会有后来被人们所称颂的丘吉尔了。不过,崇尚自由的英国人的确不喜欢丘吉尔这样的政治强人。反法西斯战争一胜利,丘吉尔使命也完成了,就很快被赶下台。

  今天,当英国面临深刻的脱欧危机的时候,人们再次呼吁丘吉尔的重现。法国《回声报》(Les Echos)2019年1月16日发表该报金融与市场部主编纪尧姆·莫让(Guillaume Maujean)一篇题为《丘吉尔醒醒吧,他们都疯了!》的文章。文章称,英国对于欧洲问题的纷争由来已久,但脱欧过程的曲折已经让英国整个政治阶层都名誉扫地。

  作为议会民主之母的英国如何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在距离最后期限只有数周之际,英国是如何陷入这样的局势当中,导致无人能说这个国家将如何离开欧盟?一场混乱的会议,投票结果让首相遭受了历史性的、耻辱的失败,却得到了支持与反对退欧双方议员的一致欢迎。丘吉尔快醒醒,他们全都疯了!

  眼下英国的局势比莫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显然更为糟糕了。特雷莎·梅黯然下台,被激进的鲍里斯·约翰逊所取代。约翰逊也的确很想扮演丘吉尔那样的角色,一上台就组成了意在“百日脱欧”的“战时内阁”(仿效丘吉尔的“战时内阁”)。“一切为了脱欧”成为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政治目标。

  为此,他还破天荒地宣布暂停议会。英国的柔性宪政一直被视为民主的典范,但民粹政治一崛起,很容易滑向一场宪政危机。严酷的现实使得人们深刻质疑这位被称之为英国的“特朗普”的政治人物,能够像当年的丘吉尔那样带领英国摆脱目前的“至暗时刻”而走向光明吗?尽管前途未卜,但约翰逊所带给英国人民和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至少要比当年丘吉尔能够带领英国打败德国的不确定性高数百倍。

  ▲2019年7月,约翰逊当选为英国新首相前,部分英国民众上街表明不要约翰逊,希望英国留在欧盟里。(图:法新社档案照片/原发于《联合早报》)

  英国或走向更为黑暗时代 

  如果约翰逊的“脱欧”决心如他迄今所表述那样的坚定,那么对英国来说,只有两种选择,即有条件脱欧(“软脱欧”)和无条件脱欧(“硬脱欧”)。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会给英国带来更为深刻的灾难,走向一个更为黑暗的时代。如果是“软脱欧”,那么一场经济(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但如果是“硬脱欧”,那么不仅英国本身能否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会成为大问题,欧洲的局势(即英国和其他德、法等大国的关系)更有可能回到二战之前的局面。

  无论是经济问题的恶化还是欧洲地缘政治问题的恶化,英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互相怨恨会再次浮上台面,而越来越没有政治责任感的政治人物则会利用,甚至动员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为自己图谋私利,不断恶化局势。至少就英国内部来说,由于政治人物的操纵,民众对欧盟的怨恨情绪不时地显现出来。

  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或者说,民主是最好的制度。那么,人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个“最好的制度”现在到底怎么了?经验地看,不仅英国,今天几乎所有的主要民主国家(美国、法国、意大利等)都面临这样那样的困境。

  尽管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即面临不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具有不同的根源,但无论是问题的产生还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似乎都可指向同一个根源,即民主政治的无效性。看不到这一点,就会找不到诸多问题的根源。

  概括地说,任何社会在不同的时候都会面临各种问题,否则国家(政府)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有了问题就需要解决它,就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政策执行。而有效的政策和政策执行的前提就是有效的权力,没有有效的权力什么事情都谈不上。民主曾经是西方国家组织权力的有效手段,但发展到现在,民主已经演变成为消解权力的有效手段。

  西方政治制度旨在权力制衡 

  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很简单,就是要解决“权力之恶”的问题。在西方,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战争和征服。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假定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一个“无政府的战争状态”,他人就是敌人,人与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求生存,就要结束这种不安全状态。因此,人们“让渡权力”给主权国家,并且和国家签署“契约”,让老百姓保留一部分不可让渡的“权利”。

  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从战火中诞生,并且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只有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了“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

  如果说霍布斯确立了绝对权力理论,那么其之后的英国思想家们也确立了如何制衡绝对权力的最好理论。洛克的以“有限政府”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到了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所有权力都趋于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昭然若揭,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包括宪政、代议制、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党制、自由媒体和多元主义等。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那里,就连经济力量也是对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条件。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当时西方诸国社会力量的反映。